
短文 · 2026 年 11 月
谁的理由算数?评《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》2026 年 10 月对 “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” 词条的修订
英文原标题:Whose Reasons Count? 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’s October 2026 Revision of “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”
一个人收到一项影响其生活的决定。机构给出了解释,并提供了申诉渠道。但这个人的疑虑并不符合机构所设定的类别。他可以质疑某条信息是否准确,却很难质疑这条信息当初是否应当被纳入考量。
《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》(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)修订后的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词条,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。该词条考察知识如何受到社会关系、制度、权力以及可信度分配的塑造。这些关系不仅影响人们知道什么,也影响谁的问题和解读能够得到关注。
米兰达·弗里克(Miranda Fricker)关于认知不正义的研究是一个连接点。一个人可能有机会发言,却仍处于不利地位:其陈述被视为不太可信,或者缺乏让其经历变得可理解所需的资源。我的论文《From Notice to Contestable Grounds》就这一问题引用了弗里克:即使是公开的听证,也可能因可信度或可理解性的缺失而受到削弱。
该论文还借鉴了玛莎·努斯鲍姆(Martha Nussbaum)的可行能力方法。一项形式上的权利,并不一定给人以运用这项权利的实际机会。在自动化决策的情境中,如果当事人无法确定调查的依据、获取相关证据或运用所发现的内容,申诉权可能意义不大。
所提出的“必要信息条件”(NIC)方法追问:受影响的当事人需要哪些信息和调查途径,才能形成有依据的异议?这包括质疑某项适用标准的能力,而不仅仅是更正一个错误的数据点。例如,被拒绝贷款的人可能会问所报告的收入是否准确,也可能质疑用来评估这项收入的标准是否恰当。
女性主义社会认识论有助于将这一追问推向深入。是谁决定了哪些问题可以被提出?谁的解读被当作证据?当事人能否用机构未曾预料的措辞提出疑虑,并且被理解?该词条对克里斯蒂·多森(Kristie Dotson)研究的讨论在这里尤其有用,因为即使占主导地位的机构未能承认,诠释资源仍可能存在于某个群体之中。
此外,能够进行调查与获得机构回应之间也存在区别。一个人可能已经获得提出有意义异议所需的信息,却仍然面对一个不愿考虑该异议的审议机关。NIC 关注的是调查的信息条件;它并不主张仅凭信息就能保证公平的听证或公正的结果。
这一关联仍有待进一步研究。它提示我们,评估可质疑性不仅需要关注机构提供的信息,还需要关注使异议能够被理解并被认真对待的社会条件。
参考文献
- Feminist Social Epistemology,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.
- Fricker, Miranda. “Epistemic justice as a condition of political freedom?” Synthese 190 (2013): 1317–1332.
- Nussbaum, Martha C. “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: Sen and Social Justice.” Feminist Economics 9, nos. 2–3 (2003): 33–59.